作者丨律新社研究员 李德胜
出品丨律新社研究中心
好律师不止于胜诉，
更在于避免不必要的诉讼
在法律与商业的交汇处，卓越的服务往往超越条文的释义，源于一种深层的理解。这种理解，既是理解客户的商业逻辑与困境，也是理解规则背后的政策意图与市场现实。盖晓萍的独特之处，源于她早年在企业内核与规制高点的复合经历。这段旅程让她兼具了“甲方”的切身之感与“规制方”的宏观视野，从而锻造出一种稀缺的能力：不为诉讼而诉讼，始终着眼于企业的整体命运与长远发展。她的角色，更像一位富有同理心的战略伙伴，致力于在复杂的法律迷宫中，为客户寻找到那条兼顾法理、商情与未来的最佳路径。
您早期的职业经历非常独特，先后在大型国企（中石化齐鲁石化）法务部门和地方政府经贸委（负责国企改制）任职。这段“甲方”和“政府规制方”的复合经历，为您带来了哪些区别于直接执业的律师的独特视角？ 盖晓萍 最显著的一点是，我的思维模式并非纯粹的“诉讼导向”。例如，当客户提出一项法律诉求时，我会深入探究其背后的商业目的。 举例来说，如果争议对方是客户至关重要的商业伙伴，且替代性极低，那么直接提起诉讼往往并非明智之选。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可能失去一个诉讼案件，我也会坦诚地向客户建议，尝试从其他非诉角度，如协商或设计新的交易结构来解决问题。这或许会导致一些案件机会的流失，但从客户整体商业利益角度看，这才是更具建设性的方式。 其次，这种经历塑造了我的商业思维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我担任仲裁员参与调解时，往往能促成双方都较为满意的解决方案。这种能力源于能够理解各方立场的合理性，致力于寻找共赢的平衡点，而非强硬地迫使一方让步。正是早年身处企业和政府规制方的角色，要求我必须具备这种更宏观、更超脱的视角，从相对更高的维度来审视矛盾，统筹兼顾法律、商业和战略等多重目标。 您长期致力于以公司为主体的法律服务，精通公司治理、并购改制、合同管理等非诉与诉讼事务。您是如何在广阔的商事法律领域中，确立并不断深化这一核心专业方向的？ 盖晓萍 我专业方向的确立，是一个基于个人背景、专业训练与执业实践相结合，逐步聚焦和深化的过程。 首先，我的教育和职业起点为此奠定了基础。我本科攻读经济法，研究生深造民商法，使我对商事法律规则有着体系化的理论认知。而早期在大型国企法务与地方政府经贸委的工作经历，让我从“甲方”和规制方双重视角深入理解了企业的内部运作逻辑和外部法律环境，这使我从一开始就对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和核心需求有着切身的体会。 2003年初到上海执业时，我也广泛接触过各类民事案件。但很快我发现，相较于需要大量人情沟通、且价值取向较为多元的个人纠纷，我的优势和兴趣更在于逻辑严谨、规则明晰的商业法律领域。无论是语言习惯还是思维模式，我都感到与企业客户沟通更加同频高效。他们更关注律师的专业分析、商业判断和问题解决能力，这恰恰是我的长项。 因此，我便有意识地聚焦于以公司为主体的法律服务。在浦东服务多家外资企业的经历，更让我确信了这一选择。在处理公司治理、并购改制等复杂事务时，我能将法律知识与商业判断相结合，设计出真正助力企业发展的解决方案，这种创造性的成就感是无可比拟的。正是这种“得心应手”的专业契合感与解决问题的实际价值，驱动我在此领域持续深耕至今。 基于您30年来服务上百家企业法律事务的经验，在争议解决领域，您形成了哪些独特的方式和视角？其中最关键的理念是什么？ 盖晓萍 在执业中期，我主要以并购、投融资等非诉业务为主。近八年来，我代理的诉讼案件变得相对密集，丰富的非诉经验甚至为我在这一领域带来“降维打击”的果。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精细的案件评估与逻辑推演能力。在承接案件前，我会进行极为详尽的评估。例如，我曾处理一宗被同行普遍认为胜算渺茫的复杂案件。在客户犹豫不决时，我先后为其撰写了多达四稿的“诉前评估方案”，对案件的法律关系、证据链、对方可能的抗辩点及诉讼走向进行了全面推演。最终，这份评估报告对判决结果的预测高度吻合，这不仅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也确保了诉讼策略的精准与目的达成。 第二，专业的可视化呈现与庭前准备。对于证据材料繁杂的案件，我善于运用可视化图表厘清多重法律关系，并制作细致的法条索引和术语解释，帮助法官在短时间内把握案件核心。这种充分的准备，能在庭审伊始就建立专业的沟通基础，显著提升审理效率。 第三，深入的行业研究与专业术语运用。我坚持“读懂行业再办案”。无论是环保污水治理中的化学工艺，还是水利工程中的汛期施工特点，我都会投入大量时间研究行业知识，直至能熟练运用专业术语与对方专家对话。这种深耕使我能从行业内在逻辑出发，精准驳斥对方观点，并让法庭充分理解我方主张的合理性与专业性。 正是凭借这种将商业逻辑、行业知识与法律技术深度融合的作业方式，我才能在诸多看似“死局”的疑难案件中，为客户找到突破之路，并实现极高的胜诉率。这便是我所说的“降维打击”的实质。 专业之道不止于解决争议， 更在于赢得可持续的商业未来 律师的专业价值往往体现在一种深刻的理解力与平衡力，既要洞悉规则的精微，也要体察人性的现实，更要在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中，找到那条切实可行的解决路径。盖晓萍正是这样一位兼具战略视野与务实手法的法律实践者。她曾主持化解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基建纠纷，亦在仲裁席上促成对手握手言和；她既深耕国内企业的合规治理，也助力多家机构稳妥走向海外。 您代理的“大运河枢纽BT项目”案荣获2024年度标杆案例。这个案件典型在何处？您在处理如此复杂、涉及多方大型国企的项目时，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盖晓萍 该案的典型性首先体现在其特殊性与重要性。它是总投资数百亿元的江苏省大运河治理工程的核心枢纽项目，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其次，项目采用现已禁止的BT（建设-移交）模式运作，属于特定时期的特殊投融资结构，相关司法实践极为缺乏，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同时，该项目兼具金融投资与建设工程的双重属性，法律关系复杂。 案件处理中有三个核心难点： 第一，法律适用空白。BT合同本身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无法直接套用传统的建设工程或金融纠纷裁判规则。第二，政府财政资金的刚性约束。项目结算必须接受严格审计，对于合同外增加的成本，缺乏支付依据，形成了资金缺口。第三，决策链条漫长且责任主体更替。案件涉及多家大型国企及政府部门，协商周期历经四任主管领导，导致后续决策者普遍趋于保守。 成功破解此案的关键，在于我们跳出了传统建设工程合同的框架，从更高维度的民法基本原则出发论证我方主张。这种回归法律本源的论证方式，既符合法理，也契合国企对决策合规性的严格要求，最终为各方所接受，促成了纠纷的圆满解决，也为后续大运河全线治理工程的顺利推进扫清了关键障碍。 您自2005年起在全国多地担任仲裁员，2021年起担任上海仲裁委仲裁员。担任仲裁员的经历，对您作为代理律师的思维方式、庭审策略或与客户沟通方面，带来了哪些意想不到的启发或改变？ 盖晓萍 长期担任仲裁员的经历，已深刻融入我作为律师处理争议的思维方式中。这一角色带来的最大启发，是让我习惯于跳出单一代理视角，以居中裁判者的立场审视案件全局。作为律师，自然要全力维护本方当事人的利益；但作为仲裁员，必须同时理解双方的处境与逻辑，在商业现实与法律规则之间寻找真正的平衡点。 这种“双重视角”使我更注重争议解决方案的商业可行性与可持续性。我曾调解过一宗疫情后口罩机交易纠纷：买方以设备贬值、市场饱和为由拒付尾款并要求退货；卖方则坚持按合同约定主张权利。若仅从合同法角度评判，买方违约事实清楚。但我并未停留于此，而是引导双方思考设备是否可以改造转作他用、未来是否存在合作可能等实际问题。最终达成的方案是：卖方收回设备自行改造处置，买方支付一定金额的使用费作为补偿。这一结果超越了简单的违约认定，通过盘活闲置资产，实现了损失共担与纠纷了结，双方负责人当庭握手言和。 这段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优秀的商事律师不应止步于法律条文的攻防，更应致力于设计具有商业智慧的解决方案。仲裁员的历练强化了我的全局思维与平衡艺术，如今在代理案件时，我会更主动地预判裁判者的关注点，理解对方的合理诉求，引导客户从“打赢官司”转向“解决实际问题”，最终实现法律效果与商业利益的最大化。 您深度参与了世界银行关于上海营商环境的课题调研、上海企业国际化经营风险防范与合规指南等前沿项目。在您看来，当前中国企业，特别是国企和计划“出海”的企业，在合规管理上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您对此有何核心建议？ 盖晓萍 我认为当前中国企业“出海”在合规管理上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对东道国综合环境认知的深度与广度不足，常常低估非法律因素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许多企业决策依赖于“幸存者偏差”，例如曾有客户计划投资老挝光伏电站，仅因同乡企业早年盈利便认为可行。我们建议其开展全面尽调，但客户起初较为排斥。结果项目投入两亿多后受阻，关键原因在于未预判到当地电网消纳能力有限、储能设施不足，导致发电许可无法获取。这反映出企业容易忽视东道国真实的产业生态与基础设施瓶颈。 因此，我的核心建议是：必须进行超越纯法律文本的、立体的尽职调查。这不仅包括法律条文，更要深入评估当地政治格局、政策连续性、宗教文化、市场实际乃至历史沿革。例如我们曾接触的柬埔寨市政项目，因政府更迭导致前政府所签合同被新政府否认，款项无法收回。这说明在部分国家和地区，政治风险的权重甚至高于法律条款。换言之，企业需要有“宏观视角”，将东道国视为一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耦合的有机体进行系统性评估。不能因国内法治环境相对健全、可预期性强，就惯性认为海外市场亦如此。 行业之道不止于个人成就， 更在于构建规则与创新之间的平衡 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虹桥基层立法点的立法专家，参与多部基层立法修改意见的经历，让您对中国的立法过程有了怎样的新认识？这对您的法律服务实践有何助益？ 盖晓萍 当前，我国基础性法律框架已相当完备，但立法天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难以完全预判和规范所有新兴的社会关系。 这一特点在前沿领域尤为明显。例如，我正参与研究的低空经济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立法，就是为适应无人机运输、AI设计等全新业态而生。这些技术对传统行业规则、劳动合同关系等都带来了颠覆性挑战，亟需法律予以回应。 同时，立法也需要关注社会发展中产生的新的社会诉求。例如“失独家庭”保障、中年“孤儿”的医疗签字权与财产管理等，都是现行法律尚未充分覆盖的现实困境，需要立法予以明确和保障。 这种参与使我更能从立法原理与政策意图的层面理解法律，在为客户提供涉及新业态、复杂伦理或政策敏感性的法律服务时，能够更精准地把握合规边界与发展趋势，提供更具前瞻性的解决方案。 您执业超过20年，亲历了中国商事法律环境的巨大变迁。回顾这段历程，您认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盖晓萍 回顾二十余年的执业历程，中国商事法律环境最深刻的变迁，是从带有行政管理色彩的计划经济思维，向遵循市场规律的市场经济深刻转型。 这一转变在日常法律实践中体现得尤为具体。例如，我手头有一个始于2006年的国企内部承包经营纠纷案件。当时的承包合同带有鲜明的行政管理痕迹，其中甚至约定承包人需对企业的应收账款承担“第一责任人”义务，并以个人房产提供抵押。这在当时或许被视为常态，但从现代公司法理看，企业的经营风险应由企业自身和股东承担，要求经营者以个人财产为国企应收账款提供无限担保，既不符合权责对等的法律原则，也超越了承包经营应有的风险边界。 这个案例折射出时代的印记：老一辈经营者可能基于人情或行政指令接受此类条款，而新一代商事主体的法律意识与权利边界感则清晰得多。这背后正反映出法治经济的核心要义，用清晰、稳定、公平的法律规则替代模糊的行政指令与人情约束，让市场主体的权责回归其法律本位。这种从“服从”到“规则”的共识转变，是中国商事法律环境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您曾获“浦东十大杰出青年律师”，如今也是诸多高校的兼职教授、校外导师。对于今天刚入行的青年律师，特别是在专业化选择和个人成长方面，您会给予他们怎样的建议？ 盖晓萍 对于青年律师的成长，我的核心建议是务实与主动并重。 在专业化选择上，初入行者应理性看待现实。当前环境下，独立开拓案源压力较大，因此加入一个专业化团队是较优的起点。这不仅能解决基本生存问题，更能在实战中系统学习。你的专业方向初期往往与团队业务领域紧密相关，例如，破产团队自然深耕破产业务。理想状态是个人兴趣与市场需求相匹配，但前提是先融入一个能提供稳定学习和实践机会的平台。 更重要的是工作心态。我强烈建议摒弃所谓的“牛马思维”，即被动、应付地完成任务。应把每一项交办的工作视为提升能力的宝贵机会。律师行业的成长具有累积性，你经手审核的每一份合同、参与的每一个案件，都会转化为独特的职业资本。我曾有实习生因在团队期间认真审核了数百份合同，在面试企业法务时脱颖而出，这正是扎实积累带来的直接回报。 反之，若以消极心态对待工作，错过的是自身的成长时机。律师职业发展高度依赖口碑与信任，主动、负责的态度不仅能赢得更多机会，更是个人专业能力快速提升的根本途径。 结 语 纵观盖晓萍的职业轨迹，不难发现其专业实践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在规则与现实、法理与商情之间，寻找一种富有建设性的平衡。她并未将自己局限于“法律技术专家”的单一角色，而是以更深远的视野，将法律理解为服务商业本质、回应社会变迁的有机工具。无论是处理重大基建项目，还是调解日常商事纠纷，她总能超越争议本身，洞察客户的真实需求与行业的底层逻辑。 这种能力的背后，是她对“律师”这一身份的深刻理解，不仅是当事人的代理人，更是商业生态的参与者、规则演进的建设者。她以“理解的艺术”化解复杂矛盾，用“双重视角”弥合立场分歧，在每一个具体案件中践行着“专业之道，不止于解决争议，更在于赢得可持续的未来”这一理念。 正是这份对专业的敬畏、对现实的洞察，以及对人的关怀，让她的法律服务超越了技术层面，成为一门融合智慧、温度与远见的实践艺术。
